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进程的加快和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我省的税收环境不断改善，国税税收收入连年超额完成。但个体税收征管领域的征纳矛盾时有发生，个别的甚至激化。去年以来，全省已发生比较严重的暴力抗税事件22起，共有50多名国税干部和执法人员被殴打，16人被严重打伤。大多数案件在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但也有一些至今尚未处理。
一、去年以来抗税事件呈现的新特点
一是从地区上看，抗税事件呈现由以往多集中在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转向遍布全省、由过去多集中在农村向城区转移的趋势。22起抗税事件发生在经济较落后的苏北睢宁、响水等地的8起，在经济较发达的苏中泰州、如皋等地的7起，经济发达的苏南常熟、溧阳等地的7起。其中发生在城（镇）区的共13起，占59.09%。
二是从性质上看，抗税事件呈现明显的由单个、零散发生向集体性的聚众抗税发展的趋势。22起抗税中，集体抗税的多达15起，占68.18%。其中如皋“6.23”暴力抗税事件有组织、有策划，聚集闹事人数达千人以上；国税某分局副局长杨某被公然殴打10余次，抗税分子恣意辱骂国税干部，甚至冲砸税务所，扣押执法车辆，聚众对抗公安执法，手段和影响极其恶劣。又如泰州市区48户个体户100多人围攻17名国税执法人员、泰兴南新镇200多户小刀手围攻查缉生猪税收的10名国税干部、常熟元和地区和海虞镇叶范村200多个体户围攻国税干部的事件，都体现了明显的集体性。
三是从手段上看，纳税人抗税呈现用“罢市”、“上访”等手段“软抗”的趋势，是当前市场个体税收面临的新问题。如扬中利民服装市场、南园农产品市场720户个体户、盐城招商场600户个体户、丹阳万家欢市场167户个体户、溧阳江南春轻纺交易中心68户个体户、睢宁县晋陵市场18家服装经营户都是以集体罢市为手段抗交税费，还动辄联合起来向税务机关和当地政府请愿上访，影响面大。
四是从抗税主体上看，呈现市场管理人员策动、参与纳税人集体抗税的现象。如睢宁睢城镇建材市场管理员曹某无理要求税务征收人员降低对建材贩运户的征税标准，遭拒绝后便煽动贩运户抗税，并辱骂、殴打国税干部。又如泰兴南新屠宰户抗税案，屠宰场承包人兼地税代征员陈某、黄某在其中起了组织煽动的作用，造成国税分局长马某被打伤、代征员李某被踢伤不能行走、税务局驾驶员下身被铁器戳伤的严重后果。再如泰州市区48户个体户抗税案中，市场组织者姜某公然煽动纳税人围攻国税干部、摔坏摄像机。涟水城东菜场某工商协管员妻子抗税，夫妻俩煽动闹事、暴力抗税。
五是从背景上看，重大抗税案件都和社会事件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互相转化。几起情节恶劣的重大抗税事件深层次地都蕴含着个体经营者和群众对某些政府行为和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情绪。有抗税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的，如如皋“6.23”抗税事件成为后来群众发泄对撤乡建镇不满而冲砸政府、堵塞交通的导火线；也有社会事件成为抗税的社会背景的，如泰兴南新抗税事件，起因是上万名群众因区划调整闹事的“南新事件”导致当地政府功能瘫痪，国税机关去恢复税收秩序而引发的；金湖县11个乡镇集体抗税也是这个原因；再如扬中、盐城等地几个大市场集体罢市抗税都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租金、费用不合理有关。
二、抗税事件频发原因初步分析
频繁发生的抗税案件，严重影响了个体税收的征管环境，扰乱了国税机关的税收征管秩序和社会秩序，有的还严重威胁了国税干部的人身安全，损害了国税机关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如如皋“6.23”事件，原来袁桥个体户月应缴税8000余元，现每月仅入库1000元左右；附近的戴庄等乡镇申报入库率也不足50%；甚至引发了县城西皋市场146户个体户集体拒交税款的事件，为首分子未得到严肃处理，国税干部忿忿不平，税收征管只能通过邮寄催交通知书的方式，收效甚微，负面影响还在蔓延。又如泰兴市南新事件，原来屠宰户月应缴税8000元左右，去年3-11月7万余元税款无法入库，抗税分子至今逍遥法外，其他定额个体户已开始观望、拒绝缴税。因此，当前个体税收征管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和税务部门的高度重视。深入分析抗税事件频发的成因，主要有：
（一）纳税人方面的原因
一是市场竞争加剧与个体从业人员增加的反差，使市场平均利润水平越来越低。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的变化，个体经营者的数量、人员构成、经营方式、平均利润水平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萎缩，另一方面大量下岗职工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从事个体经营，个体数量不断增加，全省去年办理税务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已达48万户。由于资金、经营经验不足、成本费用的增加等原因，大多数举步维艰，利润很低，加上下面将分析的以费挤税等原因，纳税人负担相对加重，成为暴力抗税的直接诱因。
二是税收法制意识不强，对区划调整认识不足影响税收征管。国税是代表国家、政府征收的。由于纳税人对“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的认识不足，纳税意识不强，对撤乡建镇、区划调整的意义认识不足，竟把抗缴国税作为发泄对政府不满的手段。
三是利用税法漏洞对抗税务机关征税和检查。如丹阳界牌个体户利用《征管法》没有明确有税收搜查权，拒不提供经营情况，税务检查人员发现帐簿后，居然称是私人日记，抢夺后烧毁，税务机关也没有办法。还有纳税人利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必须先审批后执行的规定，故意拖延纳税、拒绝检查，待县级国税局长签发税收保全或强制执行的文书后，纳税人早就转移了货物或者帐簿，有的临时户连人带货全部逃跑。
（二）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驱动，税费结构失衡、以费挤税现象加剧。睢宁县睢城镇市场管理员曹某要求税务机关降低征税标准引起的抗税事件，事后调查得知，曹某负责市场，按照高于税收定额60%的比例收取市场管理费。盐城招商场集体抗税案发生后，国税局通过对经营户的税费统计，发现以费挤税的情况十分严重，最高的一楼门市，月平均费用1562.5元，其中国税仅为420元，仅占税费合计的26.88%，税费比例明显失衡；且市场主管单位还将3年的租金一并征收，年底各种摊派费用相对集中（仅报刊费就150元），导致个体户难以承受。又如南京夫子庙地下商场每月每节柜台承担租金540元、工商管理费140元、国税180元、地税93元，国税仅占税费合计的18.88%；工商管理费是按7000元销售额2%最高征收率征收的，增值税仅按销售额4500元定额征收，费负高于税负。有关部门迟迟不降低费用，一方面担心会引起连锁反映，另一方面是地方保护思想，担心部门利益受损。
二是一些地方对个体税收重视不够；有关部门对查处抗税支持不够，打击不力。个体税收比重较小，一些党政领导和部门领导对个体税收不是太重视，发生抗税后，态度上支持，但往往担心事态扩大而息事宁人，打击力度不够。如皋袁桥税案和泰兴南新税案至今未对为首分子严惩，是两个突出的例子。睢宁某市场管理员策动的暴力抗税政府从轻处理，对抗税者起了“不抗白不抗”的示范效应。公安部门对抗税案件的打击力度偏轻，往往作为治安案件甚至民事纠纷，处罚上以拘留、罚款了事，起诉为抗税罪的几乎没有。由于警力不足、税收知识不足、办案经费不足等原因，有的出警不出力，甚至一起被围攻。而且，绝大多数围观群众不配合公安部门取证。
三是一些地方执法环境恶化，黑势力有所抬头。如常熟元和地区和海虞地区的集体抗税案件，和当地基层管理混乱，黑势力活动有关。其他几起重大抗税与当地政府功能弱化以及当地的地痞、邪头在其中煽动滋事都很有关系。有的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撤乡建镇的宣传解释不够，没有把老百姓的想法在萌芽状态解决，对为首分子打击不力，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税收执法环境恶化。
（三）税务机关的原因
征税和纳税始终是一对矛盾。纳税人是能少交税就少交，寻求“税负最低化”。征纳关系固有的矛盾成为抗税发生的基础性原因。但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税务机关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个体税收征管方式相对落后。由于个体税收的特殊性，目前的个体税收征管基本上停留在手工核定税负、上门征收、催交的状况，靠人海战术，计算机等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应用面小，办公设施、执法交通工具也比较落后，取证工具如照相机、小型摄像机也很缺乏。
二是个体税务干部队伍年龄层次偏老化，部分干部执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个体税收的特点和人员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业务学习抓得不紧、不全面的问题，使部分干部执法程序简单化，凭经验征税，导致有时执法程序不当。
三是现行有的个体税收征管法规上有漏洞，操作性不强。如《征管法》没有明确有税收搜查权。当个体户拒不提供帐簿时，税务机关毫无办法；又如一些临时经营户纳税时不提供真实姓名，税务机关没有权力要求其提供身份证。再如强制执行措施必须经县级国税局长批准，对临时经营个体户强制执行，待履行层层审批手续后，纳税人早就转移了。
三、对策及建议
近几年个体税收收入连年增长，为我省税收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成为“两税”收入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去年，全省个体、私营税收收入达73亿元，占我省“两税”收入的15.09%。党的十五大作出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部署；我省国民经济“十五”计划也把加快发展我省个体私营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我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必将在近年内蓬勃发展，个体税收收入占“两税”的比重必将进一步提高，个体税收战线将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对征管也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而且，个体税收涉及面广，若处理不慎，极有可能成为一些借题发挥、聚众闹事的理由，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国税征管全局工作。
（一）必须不断加强税收政策、法规宣传的力度，提高个体经营者的纳税意识。
税法宣传要面向社会、面向纳税人。当前个体税收宣传的重点一是要突出面向地方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使他们更加重视、了解和支持个体税收工作。二是要突出宣传费与税的区别，着力解决个体纳税人税费不清的问题。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