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围绕国企改革的论战正如火如荼，且有升级之势。此次论战最初由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郎咸平引发。这位被外界誉为“郎监管”的知名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炮轰”格林柯尔 “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顾雏军董事长遂提出告诉至香港法院。如果说论战开始只是郎与顾的个人对话，那么，随着先前“失语”的经济学家的介入，论战范围也逐渐扩大，似乎由个案转为国企改革的方向与路线之争。
坦率地说，比起经济学家或言“善待”、或言“清算”的两极表态，建立在严谨的财务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判断更有逻辑力量。有的人连郎教授的财务分析立论都没有搞清，甚至都没有研读郎氏相关论文，就大发宏论，实在是轻率地可以。
作为长期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我无意涉足“主义之争”，只想就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上市公司）之案发表一点早就成型的专业意见——
正如郎文所指出的，会计的基本原理其实是一个简单公式：利润=收入-成本-费用-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可能存在着数字游戏。在格林科尔入主科龙电器的前后两年（即2001年、2002年），科龙电器由2001年的巨亏12.3亿元，一跃变成2002年盈利2亿元(后重述调整为1亿)。为什么公司的净利润变化如此之大？关键是巨额存货减值转回、坏账准备转回、大额预提广告费冲回等等，导致2002年管理费用等费用项目锐减，由此映射出2001年上市公司报表可能存在着滥用会计估计，即过度提取资产减值准备达到“一次亏个够”的目的；也存在着2002年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核算非公允的重大疑似。简言之，或者2001年末资产减值准备“提”的可能不对，或者2002年末资产减值准备“冲”的可能不对。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2001年与2002年该公司由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也就是说，伴随着经营成果突变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
不免联想起国际购并案中常用的“大洗澡”：首先拉高费用，形成巨亏，然而在次年将“垃圾”捡回来，以会计“制造”利润。如此带来的好处是，不至于因连续亏损而被暂停上市或退市，同时为进一步的资本运作留出腾挪空间。
郎文用收入费用比等指标揭示了科龙电器的异动，与我在一年前评论年报时的质疑殊途同归。窃以为，财会界一直沉默下去不太厚道，然发声还是应当集中在财务数据论证层面，而不必卷入“国退民进”是耶非耶的旋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