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关于中性财政政策的议论异常热烈。特别是媒体，从几乎所有的经济类报刊甚至一些非经济类报刊上，都可以见到围绕中性财政政策的大量采访、点评或报道。出现如此场景的起因，显然是5月27日财政部长金人庆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在那次发言中，金人庆提出，中国的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
人们对于中性财政政策提法的关注，的确有些特殊缘由。在此之前，在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一片反经济过热的声浪中，财政政策始终难以脱出继续“积极”———扩张的轨迹。即使在货币当局数次动用反通胀的看家手段———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之后，面对社会各界的企盼和责难，财政部门的表现仍然暧昧，大有“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这难免令人疑惑：作为宏观调控三大手段之一、曾为应对通缩立下汗马功劳的财政政策，在应对过热或通胀方面不能有所作为吗？
了解中国财政收支运行细情的人知道，并非财政部门执意要坚守实施了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阵线，也并非财政政策不适宜介入致力于反过热的宏观调控，而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束缚了财政部门的手脚，禁锢了财政政策的运作空间。因而，如何冲破阻碍财政宏观调控操作的重重绳索，让财政部门回归“相机抉择”的轨道，让财政政策再现“逆风行事”的风采，一直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重石。
熟悉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人也明白，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它的本来涵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起码要求，就是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果真这样做的话，那么，最基本的举措，就是今年3198亿元的财政赤字要大大压缩、直至完全取消。一旦意识到这并非易事，又几乎没有人对此抱有多少信心了。
围绕中性财政政策而凸现的现实国情和基本原理之间的遥远距离，自然会将如下的问题提至我们面前：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现实的财政收支安排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立即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即便在理论层面上，中性财政政策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且不说现实中的财政收支运作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衡，在人类历史上，也几乎从来没有过哪一个国家财政收支完全相等、一分不差的记录。所以，所谓中性，不过是财政部门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财政政策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在当前的中国，它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财政政策的方向已经在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发生了调整：由过去的一心瞄准扩张、全力追求扩张转为适当减少扩张、逐步逼近中性。
其实，财政收支运作转而追求中性，早在提出中性财政政策概念之前就开始了。远的不说，单讲今年的预算安排。即便财政赤字规模仍旧维持去年的水平并表明财政政策仍在致力于扩张，但是，由于它所面对的分母GDP在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较去年还是下降了。若再考虑到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从去年的1400亿元减少至1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收入的投向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至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事业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事实上，今年预算安排的财政扩张力度已经在趋于减少。中性财政政策的提出，只不过是将这种在过去悄然进行的小幅度、小范围的调整推向台前，进而扩展为昭示世人、可对财政收支全局及其结构进行全面调整的宏观调控举措。
还要看到，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不会一蹴而就，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能指望财政收支安排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扩张之后，一下子走向平衡。起码，今年的财政收支盘子已在年初确定且运行了半年之久，将高达3198亿元的财政赤字规模大幅度压缩下来，或者，将全年7022亿元的国债发行规模大幅度压缩下来，既不符合实际，也难免对经济社会发展较之不采取压缩行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故而，权衡利弊，瞻前顾后，比较恰当且可行的选择是，瞄准中性的目标，在保持财政收支本身和经济社会全局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尽可能地减少支出，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与此同时，着眼于支出结构和税收制度的优化。比如，相对减少扩张色彩浓重的基本建设支出并相对增加公共事业项目支出；相对减少随税收高速增长而膨胀出来的政府部门经费支出，并将腾出的财力用于支持旨在优化税制的各项改革，等等。
总之，对于中性财政政策，一定要有个切合实际的合理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