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作为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农村税费改革已实施了三年，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农民负担有了明显的减轻。但农村税费改革背后的隐忧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配套改革中产生的新矛盾与农村原有的深层次矛盾交织在一起更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经验昭示，农村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涉及到人的问题的配套改革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若不善处理，不仅会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而且会阻碍农村改革的进程。这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机械的涉农部门改制，阻断了农民增收的潜力。面对大好的农业政策，农民实质性增收无奈。随着农村涉农技术服务部门的转型，乡镇政府服务农业的职能，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强化，而且因机构改革中的混乱而被削弱。因此，即使现在有建国以来国家少有的扶农政策，农民也很难立刻从政策中得到真正实惠。首先，农技部门〈植保站、兽医站、水产站和林业站〉改制，使农民失去了获取新技术、新品种的窗口。因为知识的贫乏和技术的不足，是大多农民与生俱来的短腿。因无法接受新技术，农民的种养植水平和品种的更新换代，仍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效益低下，产量低水平徘徊，即使增产也，难达到增收目的。特别是在农村经济转型的今天，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从单一的种植业向水产、畜禽养殖业、林、果、花木转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所在，这一观念已在农民中形成共识。而这一转轨的关键是靠新技术、新品种的开发来催生，靠农技人员来引导、推广和实施。但“一刀切”式的农业服务机构的撤并，使农技人才大量流失，农业服务功能日渐萎缩。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撤并乡镇部门，下放县市权利，这无疑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举措之一。但背离农村实际，一刀切的做法我认为有失欠妥。现在人们流行一句口头禅：农民种田不用管，种什么、如何种，人人都会干。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其实不然。从3个乡镇，51个中抽查的132户来看，有52户农民不知今年什么品种最走俏？今年流行那些新的增产技术？调查中还发现，有一户农户在芝麻田中使用一种除草剂时，不知道该除草剂对棉花叶有极大的杀伤作用，竟站在邻居棉田上风口施药，致使邻居2亩田的棉花全部枯死而刀棒相见，造成重大的社会治安案件。随着涉农部门（主要是农技、农机、水产、畜牧）被合并，涉农经费被压缩，农业技术人才不是因薪水不高而离乡出走，另谋高就，就是因受排挤而改行。剩下的老、弱、病、残，又因县市权力下放和乡镇无力代管而悬空。现在很少看见到农技员到田入户，指导农时；很少听到乡村干部进村入组，传授农技；很少遇见农资部门走乡串镇，服务农事。于是，因缺乏权威的农业专业部门的支撑与监督“三假”现象横行街头，肆虐乡村。一是“假农资”坑农。近年来，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充斥农村市场。同一品种，几个厂家，农民不知谁真？谁假？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户因棉种不生，稻种不纯，损失上千元。二是“假技术”害农。现在农业技术广告铺天盖地，农民不知所措，尤其是有些科研单位，打着服务三农的旗号坑害农民，更可怕！如去年武汉某科研单位借口送技术下乡，推销所谓的棉花新品种，致使一个乡镇的三个村当年棉花减产在四成以上，农户损失上千元。三是“假信息”骗农。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致使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技术充斥农村市场，既浪费了农民的有限的资金，又耽误了农时。据调查的乡村发现，每年因“三假”造成农民损失达数十万元之多。其次，是农村水管站等部门的改制，导致农村水利专业人员的流失。使本来就缺乏管护的农田水利设施和乡村道路，更是雪上加霜。近几年，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农村集体经济的衰退，农民筹资的困难，造成农田水利设施和乡村道路建设资金的减少。大部分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带病运行，乡村道路大多数处于低等级状态，给农业丰收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绝对化的免税减负的改良，引发了新的矛盾冲突。一味追求绝对平均减负额度，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新的税负失衡。农业税征收依据不实。因为目前征收农民税费的依据是田亩和亩产量，通过调查3个乡镇51个村的情况来看，只有7个村计税面积和亩产量评估基本真实，不足15%；有35个近60%的村的计税面积，仍是套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分田到户时的承包面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相互转租和改变耕地用途，计税面积的帐实早已不相符；而绝大部分被调查的村的亩产均是摸脑壳数字，人为地夸大或缩小农业税亩平负担，造成农业税计算基数不实。农户亩平负担不平衡。在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村在完善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经营中都是走过场，耕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并没有随人口的自然而变化，人多地少或人少地多的现象比比皆是。人少地多的农户，不仅可以从剩余土地的高价转租中获取高额利润，而且还在土地用途的改变过程中获取高额转让补偿费。而人多地少的农户，不仅要高价承租土地，而且在农村集体土地用途改变时不能享受同等村民待遇。同时，由于人均土地占有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使落实到农户头上农民负担的最终数字与税改政策无法匹配，同一村的亩平负担却不相同！人多地少的农户的人均负担大大高于人少地多的农户。因为他们不仅要负担高额的转租费，而且还要负担按人口和劳力计算的劳务负担。二、减少了村级积累，造成农村共用建设资金日渐减少，甚至枯竭。随着农民负担税额的不断降低，村级积累资金日渐减少，尤其是纯农业村。加之前些年的各种举债达标活动，几乎村村负债。虽有国家转移支付资金，但因数量有限和管理上的漏洞，致使这点微薄的资金用来社会救助都显得力不从心，更不用说是农村共用设施建设。从调查的3个乡镇51个村来看：在村级积累上，有42个村欠债，占82%；有3个基础好一点的村积累略有积累占6%；不欠债的村占8%.欠债村平均欠债21.5万元，最高大89.1万元。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上看，因无钱组织村集体的泵涵闸维修、河渠疏洗、道路整修等近些年来一次都未做的村有13个，占23%，致使泵站变看站，河渠成厢沟，道路成驼背，群众怨声载道，干部有苦难言。只是对原有农村公共设施进行小补小修而未添置新的公用设施的村有34个，占67%.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三、引发新的冲突。减轻或减免农民税负，虽然缓解了农民因负担过重而与干部矛盾，也缓和农村紧张社会治安，农民因此而得到休养生息，农业因此而得到发展。但新的矛盾也随之显露出来，并有炙热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土地的农村人均占有量的不公而带来新的冲突。一方面农民负担的减轻农业效益开始显现，农民种田有盼头；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城乡歧视，迫使一部分进城农民工返回农村，加剧农村土地的抢占风潮。而农村土地的人均占有一直没有随人口、时间、中途流失的变化而变化，而仍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始状态人为地造成农村土地的户平不均或人平不均。这是矛盾产生的焦点和根本原因，也是农村新冲突的导火索。因土地之争引发流血冲突在农村已不是新闻。
盲目的国有主渠道的转体，增大了农业风险成本。一是粮食、棉花部门通过走向市场的方式转体，使农村大宗农产品的销售缺乏正确的质价信息和规范的购销渠道。粮食、棉花等部门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它能为农户及时准确地提供畅销的农作物品种、农产品价格信息和稳定的农产品购销渠道，保证大多受农民的基本利益不受到侵害。而在农村改革中，由于没能及时在农村建立起面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乡镇政府又退出大包大揽的服务功能，现在好多农民都不知道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才赚钱？对农产品什么时候卖？卖到什么地方才能获取最大利润？农民在失去政府包揽后一下子很难适应。只得由过去过分依赖政府，变为盲目模仿四邻。导致产业结构重复雷同，产品质量劣质低效。导致的结果：首先是信息渠道不畅。大多数农民无法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增收信息，获得高效品种，掌握增产技术。第二是销售渠道不畅。由于农村改革尚未建立规范、长效的农产品收购、销售渠道，不知道卖到哪里，产品效益才能获得最大值？同时由于单个农户总量有限，靠一家一户销售成本过大，即使知道最佳销售信息，也无法成行。二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撤迁，加大了农民生产融资成本。一是农民自身储蓄有限，无力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改良生产环境，增收潜力天生不足。而农村信贷体系不健全，即便已展开的农村小额支农贷款，也大多流于形式，或为少数有背景的人所独吞，更何况农村信用社在农村设置的机构总数在逐年减少，投放资金的规模在逐年紧缩。农民生产所需资金要么节约其他方面的支出，如教育投入，居住环境改善投入等；要么在民间高息借贷，造成农村新的冲突。由于缺乏国有销售主渠道，致使农民在销售自己的农产品缺乏利益保障，时常因信息不准，而遭到农产品收购中间商的盘剥，使农民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失。由于得不到国家农业信贷支持，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一是不投入，二是高息举债借款投入，既减少农民的收入，又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增加农业成本和农业风险。
简单化的乡镇公务员改革，动摇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这是当前改革中所独有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干部无事可做”。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乡村干部原有的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们一时难以适应。会管的农民已不需要，农民需要的很多人却力不从心。“干部无人在做”。随着乡镇人事改革在即，传言四起的改革方案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无心做事。不是跑关系，走后门，为谋官铺路，就是喝酒，赌钱，乱发牢骚，弄得一盘散沙。据调查，目前真正上班不到20%，上班非上班也仅45%左右，还有35%左右的人干脆不上班。“干部无人真做”。这主要是用人机制不合理所造成。竞争上岗，民主推荐，这本无可非议，但由于操作不当，使一些真做事、做真事的干部感到畏惧和寒心。因为秉公办事就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推荐票就少，淘汰票就多。精简整编本是农村改革的必然之举，随着农村税费的不断深入，精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