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博士
随着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退出的呼声再起。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博士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以赤字判断财政周期
“判断财政政策状况主要是根据财政赤字的增减。”彭龙运谈到，改变财政政策状况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财政自动稳定器。在经济萧条时，采用累进制的税收会相应减少，失业津贴类支出会自动增加，从而扩大财政赤字，自动扩张。相反，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所得税会自动增加，失业类津贴会自动减少，从而减少财政赤字，自动紧缩。二是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即政府基于对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改变收入或支出政策，从而形成扩张或紧缩。因此，判断财政政策状况的标准不是实际存在的赤字（或结余），而是扣除自动稳定功能影响之后的财政赤字（或结余）。但是，中国的财政自动稳定功能相当微弱，因此，在判断中国财政政策状况时，基本上可以用实际赤字作为判断依据。
相机抉择灵活调控“中国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先后两次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彭龙运指出，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为1998年到2000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增发了1000亿元中长期建设性国债，赤字规模相应扩大到1673亿元，比上年增加542亿元。1999年经济形势继续严峻，当年分两次增发国债1100亿元，同时增加赤字689亿元。2000年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虽然为了保证在建项目的资金需要，继续增发1500亿元建设性国债，但同时加大收入征管和指出控制的力度，当年赤字却只增加129亿元，扩张力度明显削弱。2001年年初预算的赤字虽然继续有所增加，但执行结果却比前一年减少了22亿元。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表现出了退出痕迹。
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始于2002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在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后，更加坚定了人们对美国及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悲观看法。世界权威预测机构中的绝大多数机构也调低了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测。2002年的中国经济政策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际共识的悲观气氛。其中最有力的见证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6%提到到3.0%，提高了0.4个百分点。对于再次大幅度扩大财政赤字，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为了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明显恶化以及入世带来的新的竞争不确定性，政府灵活运用了相机抉择原理，再次启动了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
“中国政府在财政政策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高超的相机抉择的技巧。”彭龙运认为。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实行的力度一直在变化，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而改变。
另外，彭龙运也指出，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发长期建设国债就是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判断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判断某一项支出的变化，而是应总体来看。发国债只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建设性支出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增加支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财政赤字的增加，赤字的增加才是判断是否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标准。
适当收紧时机来临
对于目前中国出现的经济过热情况，业界有一种看法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应退出”，对此，彭龙运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目前不是退出不退出的问题，而是紧缩不紧缩的问题。现在经济已经过热，财政政策应当配合宏观经济环境适当收紧，。
彭龙运认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经济过热不是总体过热，而是结构性过热，有些行业还比较冷。而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例如，控制信贷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利率等，收紧的倾向明显。而且，某些货币政策的实施，事实上目前已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控制了贷款的加速度增长，达到了不加速增长的目的。
但是彭龙运也指出，货币政策的传导是比较慢的，会有一定的时滞。对于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虽然二季度体现的还不是特别明显，但在三季度前期会表现得更为充分些。
“目前，财政政策可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减缓国债的发行速度”彭龙运认为，目前可行的方法是：对现有工程冻结规模，使其不成为不断需要加大资金投入的“钓鱼”工程；对新建项目方案要严格论证，延缓投资，与过热行业有染的项目没有上的要立刻停，这将会起到起到减少政府支出及带动社会支出收缩的作用。
另外，彭龙运建议，应建立一个政策调节工具箱，例如，固定资产投方向调节税，这次经济过热可能用不上，但是，可以将相关规定制定得更灵活些，使之在必要时可以用作宏观调控工具，在未来再发生这样的情况时使用。这并不影响总体税制定的相对稳定性。
对于行政性措施的使用，彭龙运认为，目前没有必要采取行政措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而行政性措施的介入，将会极大地打击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