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围绕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引发的讨论异常热烈，关于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宏观、微观效应的评估一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4年以来的税收收入增长势头更加引人关注。为了更理性地分析中国税收收入的形势、更科学地评估中国税收收入同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有关中国税收问题的决策提供更理性、更科学的依据，在2003年召开“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2003/2004”的基础上，2005年1月9日，中国税务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2004/2005”，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以及与会的其他专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达成一些共识。同时，此次分析会特邀了广东泰可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人员参加。本期特将专家发言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以税收收入形势为切入点透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关于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
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是在2004年1月初由中国税务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两家联手发起举办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一个分析会，主要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从1994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一直是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而言，税收可能是最牵动人心的一个因素。因为，税收收入是政府从居民和企业那里征收上来的“钱”。它直接关系到居民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关系到GDP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割。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情形有所不同，目前对税收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税收收入形势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可能就税收论税收，也不可能关起门来在税务系统内部进行，或者局限于税收理论界的“象牙塔”内展开。它应当也必须走出税务系统和税收理论界这个相对狭小或封闭的圈子，延伸至整个社会，让全体纳税人参与到有关税收问题的讨论中来。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比较适当的选择就是，让媒体充当税务系统和税收理论界同社会各界之间信息传递的桥梁，从而实现税收实际工作、税收学术研究和广大纳税人的联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闻媒体的中国税务杂志社和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联手发起了“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
我们的初步设想是：1.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于每年1月上旬在北京举行。邀请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并由在京的主要媒体全程报道。2.专家分析会瞄准两大任务：一是刻画过去一年的税收运行轨迹，二是描绘未来一年的税收运行趋向。3.专家分析会的主题为：以税收收入形势为切入点透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专家学者的思想膨胀中演绎中国税收的故事。
2004年的1月3日，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的会议室里举行了首届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当时共有十几位专家学者和七八家新闻媒体与会，而且实行了网上直播和即时互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005年的税收收入专家分析会是第二届了。同2004年有所不同的是，除原有的两家主办单位之外，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和广东省税务学会的加盟,使得这次分析会的阵容更加强大了。今天在这里，聚集了来自各个不同领域和不同学术背景的20多位专家学者和在京的20多家新闻媒体。可以预期，这次分析会产生的影响将会超过2004年。
二、关于2004年的税收收入形势
国家税务总局已经正式发布信息，2004年税收收入总额达到25718亿元，比2003年增长25.7%，增收5256亿元，占GDP比重提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了19%。
我们越来越感到，在1994年之后，中国的税收收入形势真有点儿像让人琢磨不透的“魔方”。回顾一下这些年中国税收走过的历程就会看到，1993年全年税收收入也就是4000亿元多一点儿，从1994～1997年，年均增长1000亿元，199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使得税收增长额突破了1000亿元，1999年后开始步入快车道，全年税收收入跨越10000亿元大关，2001年全年收入达15000亿元，2003年又达20000亿元，到了2004年，超过25000亿元了。
由此带来的是，我们不得不一再地调高对税收收入的预期。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的确是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事情。当今中国税收的运行，已经搅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
三、关于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带来的话题
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2004年实现的更高幅度、更大规模的税收增长，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回答一系列相关问题。若将这些问题做大致的分解，似可归并为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
就总量方面来讲，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直接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税负水平，包括宏观税负水平和微观税负水平。税负水平直接决定了GDP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分割问题。2004年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9%，如果加上各种非税收入和那些没有纳入预算的收入，政府收入超过GDP的30%已经是不需要加以论证的数字。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提升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实际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数字近些年一直在持续提升。那么，理想的中国税负水平究竟是多少？现在的税负水平究竟是不是1993年现行税制设计之时的预期水平？税负水平的持续提升是不是还要继续一个时段？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适当的税负水平或者最优的税负水平究竟在哪里？二是支撑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年来的分析，大致是所谓“老三点”：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强化征管。曾经做过的计量分析还表明，经济增长占50%，后两个因素各占25%。2004年的情况有所变化，政策性调整因素基本上没有出台，但被物价上涨替代了。因此2004年税收增长的因素就是：经济增加、物价上涨和强化征管。但是，仅就这几个因素做分析也难以圆我们的说法。
就结构方面而言，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现行税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性。我们总是说税收制度是与时俱进性最为明显的要素之一。当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税收制度必须与时俱进。1994年的税制改革有两大主导思想：一是想方设法增加政府收入，特别是中央一级政府的收入；二是千方百计抑制通货膨胀。据此设计的现行税制，自然要打上这样的浓重印记。比如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但毕竟时过境迁了。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以现有税务部门的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如果真正做到把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漏洞都补上，我国的税负水平会达到怎样的地步？这实际上告诉我们，现行税制同经济环境的匹配性问题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第二，税收和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关性。应当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已经非常大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拥有一套比较有效的调节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经济制度。比如在农村，我们凭借的是农副产品统供统销制度，在城市，我们凭借的是八级工资制。有了这两个制度，那时几乎不存在也不谈论贫富差距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制度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格局，政府好像一下子失掉了对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调节的非常有力的手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调整收入分配写进了财政政策的范畴，而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随着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共同成为财政政策的目标，税收承担的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任务将日益繁重。现在的问题是，目前25000多亿元的税收规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调节作用？它所带来的效应对于贫富差距的缩小而言，究竟是逆向调节还是正向调节？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税收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第三，税收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相容性。归结起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要致力于实现“五个统筹”。不管就总量而言，还是就结构而言，“五个统筹”都同税收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城乡统筹，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就要着眼于支持“三农”。2004年税制上实施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和逐步降低农业税。问题是，随着来自于农业方面税收的取消，会留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农村要不要搞所谓无税区？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层政权还要不要有自有的、稳定的财源？再比如区域统筹，实际上是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历来就大。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做出的税收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差别待遇的格局—区域性税收优惠。在统筹区域发展的条件下，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是否还需要保留？再比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大家已经看到，目前最牵动人心的有关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税收制度方面的话题之一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改革，即是否取消一系列对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究竟外商到中国投资图的是什么，是不是税收优惠那点蝇头小利？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付出对内资企业的这样一种不平等待遇和竞争力相对低下的代价去维持外商所享有的特殊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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